新青年:刚需中的单向度人生

更新时间:2019-09-10

  每一代年轻人都必然经历一定时间的迷惘期。这种迷惘或者挣扎,无论是呈现在具体的个体内心,还是弥漫在上规模的群体之间,应该都是正常的。只不过,如果这样的迷惘情绪持续时间太长了,迷惘就不仅仅是一时的群体心理障碍,而成了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危机。

  每一代年轻人都必然经历一定时间的迷惘期。这种迷惘或者挣扎,无论是呈现在具体的个体内心,还是弥漫在上规模的群体之间,应该都是正常的。只不过,如果这样的迷惘情绪持续时间太长了,迷惘就不仅仅是一时的群体心理障碍,而成了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危机。今天,我们俯瞰生活在大都市中的年轻人,处在迷惘时期的判断几乎是不言自明的,而至于我们是否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危机,或许还需要交给时间再做检验。

  在欲望的牵引下,“刚需”安抚着大多数的年轻人。套用马尔库塞“单向度社会”的说法,这一群体尽管有挣扎,每天还是疲惫地走出写字楼,还是经常与父母爆发冷战,但对于生活路径的思考始终停留在一些具体的物件上,他们并不曾想过或者即便想过也不敢去尝试“人生的另一种活法”。

  往前推十年左右,生于80年代的我们应当时常能听到父辈们的如下陈词:当年我们如何如何辛苦,今天你们如何如何幸福。这样的判断在当年几乎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,但时至今日,类似的言论开始逐渐退出我们的生活。因为后知后觉的父辈终于意识到了,仅仅是基于物质的匮乏抑或丰裕来断言是否幸福,这样的说法太过冒失了。

  从时间视角切入,对于80后更别说90后的一代,物质上的赤贫并不构成成长中的主要记忆,相反,我们痛苦的来源很可能是物质过于丰裕,从而因为攀比等行为冲击了原有的人际关系乃至幸福观。的确,1978年之后,市场化改革重构了中国的社会阶层,政治面貌开始让位于经济能力,成为影响大多数人生活轨迹的一股变量。

  这些年来,政治因素的退潮尽管不乏一些反复,但总体上而言,却没能阻挡市场力量的不断膨胀。今天,中国13亿人口几乎都被纳入了全球市场,消费主义取代,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我们的头顶。对于消费主义的迎合,这一代年轻人几乎是不假思索的,我们没有看到有分量的反对声音,我们看到的只是趋之若鹜的“秒杀大军”。

  对于消费主义的坚守,当然有着日常哲学的重要支撑。我们从一出生,物质贫乏就不作为一个“问题”存在,对于物质增长的需求,几乎是一种人之常情。这样的说法或许太过笼统,举个例子,我们在大学毕业以前,父母一辈大多买了房子,不管房子大小多少,一般总算有一套。但我们大学毕业之后,面对着高房价的状况,仅仅凭着自己微薄的工资,很多人必然是要租房的。遭遇此情此情,深谋远虑的父母很难不掏出自己毕生的积蓄,作为孩子在城市买房的首付--此谓刚需。

  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停滞,在今天看来,甚至都快不道德了。由此亦可以推出,我们对于“刚需”的重新定义,是伴随着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经验而塑造的。然而,即便父母为了支付了首付,我们这些背着“房贷”的人,因为房子失去了多少人生的开放性,又有谁知道呢?不过,这样的感叹,或许更多是一种文艺滥情,因为这些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购房者么,都属自愿选择这条道路。反过来,那些尚未购房的年轻人,假如有条件,势必也会选择这条看似“自毁青春”的道路。说白了,对于这一代年轻人而言,在其欲望清单中,“房子”是极端重要的一项,作为“刚需”的房子拥有太大的分量。

  房子只是其中一项,完整的欲望清单显然颇为丰富。需要指出的是,本港台同步报码室,在这份清单面前,我们不但丧失了“理想”,也重置了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。

  这几年,“拼爹”一词几乎在一夜之间流行开来。其中的原因固然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相关,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竞争秩序受到了家庭因素的冲击。当然,本文无意去批评这样一个“拼爹社会”,我更关心的是,“拼爹”之后,年轻人与父母家庭之间的紧张关系。

  在社会制造的“刚需”面前,接受“刚需”概念的年轻人因为经济能力有限,只能退回自己的家庭寻找支持。在这一过程中,父母的付出和帮助几乎可以肯定是竭尽全力的。然而,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,本来应该经历一次完整的“社会化”,通过这一历程,实现与家庭的分离,并建立起自身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独立性。在此情况下,我们对于父母是一种“反哺”,而非“依赖”。但现在问题开始变化了,由于我们在“社会化”进程中接受了家庭的大力支持,导致了我们的个体的独立性开始动摇。

  很多年轻人因为房子车子甚至工作都是家里一条龙负责的,最终使得子女在一些职业、婚娶、出行等选择上,都必须接受父母的安排。要知道,中国的父母在表达爱意上一直存在一个误区,即始终秉持“我都是为了你好”的理念,以至于无论在替你买车买房还是为你找媳妇儿老公上,他们自觉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。不过,子女面对这种“误区”,本来是有选择空间的。那就是,如果你能够独立自主,不接受父母在你成年后给予的买车买房的支持,那么当父母干涉你的私生活时,你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去反驳。但现实的情况是,很多年轻人接受了父母的帮助,也不得不接受父母各方面的安排,从而酝酿出了一系列家庭纷争的因子。

  除了这一代年轻人与家庭之间产生张力,“刚需”还冲击了男女之间的婚恋关系。《非诚勿扰》女嘉宾马诺一句“宁愿坐在宝马里哭,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”,折射的恰恰是此一时代女性择偶观的变迁。在今天的各个城市,“剩女”的规模正在急剧增加。在北京,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或许就有上万的大龄未婚女青年,而在一些县城,那些学历不错、岗位不错、姿色也不错的女生,同样面临着“甲女”的“世纪难题”。

  这一群体的急剧壮大,当然有很多的因素促成。比如城市化构造的是一个“陌生人社会”,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,信息技术解决了信息沟通上的难题,但情感与信任的积累问题却被置于边缘。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信息沟通极其便宜,情感沟通极其困难的时代。这使得男性和女性的择偶都不得不抛弃那种“以情而定”的观念,转而滑向物质条件的“标准化”。著名的“有车有房,父母双亡”或许听着很极端,但却是一部分女性择偶标准的直白体现。

  因为“刚需”,男性和女性之间关系都开始转向“看得见”的东西,比如房子车子,比如公务员职位,比如娇媚的脸庞和火爆的身材等等。“情感”在男女婚恋中的位置开始相对跌落,而物质需求和生理欲望的彼此迎合,成就了功能性的婚姻及其伴随而来的高离婚率。

  在欲望的牵引下,“刚需”安抚着大多数的年轻人。套用马尔库塞“单向度社会”的说法,这一群体尽管有挣扎,每天还是疲惫地走出写字楼,还是经常与父母爆发冷战,但对于生活路径的思考始终停留在一些具体的物件上,他们并不曾想过或者即便想过也不敢去尝试“人生的另一种活法”。

  在这个竞争无比激烈的社会中,我们痛苦着追求着很多东西,流行的社会法则与父母的拳拳忠告显示,那些东西正是获得幸福的法宝。我们从一出生开始,便被命运如是这般设计:你需要好好学习,需要在各门课考出好成绩,在进入一个好大学之后,你还需要进入一个好的单位。随后,你需要买一套房子,买一部车子,找一个伴侣,生一个孩子。关于这些,社会都给出了相对严格的定义,我们能决定的空间只是房子60平还是100平,车子10万还是20万等等。

  所以,悲观的说,我们并不具备重新定义“刚需”的能力,我们最多只是拥有一种调适“刚需”的能力。不过,以笔者之见,打破“刚需”或许也只能通过“调适”来完成。因为打破是一种短时期的结构性的颠覆,存在极大风险,而调适则是尽可能腾出自己的生活空间。例如,如果你买得起80平的房子,你可以只买60平,剩下的钱可以汇进“旅行账户”。类似的“调适”,可以在生活各方面展开,包括对父母的依赖,对择偶的苛求。很显然,我们不能以排山倒海式的形式打破现有规则,但我们可以为自己的“刚需”松绑,让自己不再那么挣扎的同时,也留给所剩不多的青春一点点的开放性与丰富性。转载请注明出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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